1. 分析宋政府茶叶专卖的主要原因
宋代经济繁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一直执行花钱买和平的外交政策决定的。
除去统治者开明、经济重心南迁、货币流通等通常因素之外，宋代一直为后世所诟病的软弱的外交策略恰恰是经济发展的具有宋朝特色的原因。
有宋一代一直采取岁贡外交的策略，花钱买和平，虽然屈辱，但是算经济账确实稳赚不赔的。
首先，岁贡与战争消耗相比九牛一毛。以檀渊之盟为例，每年交给辽国的岁币大约相当于大宋年现金收入的1.5%，如果算上总收入连0.4%都不到，这点钱对于宋帝国来说根本不构成影响。如果真靠战争解决问题，与游牧民族相比农耕民族的战争成本太高，打赢了又占不到土地，得不偿失。 更重要的是，长期的和平环境，刺激了商业的发展。民力不必为兵役耗尽，人民也不会因战争造成政府对民众的横征暴敛而发生暴动；政府对于每年的支出心里有数，不必担心战争造成的无休止的投入，从而可以专心发展经济。
其次，通过外交，宋在辽和金边界得以开辟大量的“榷场”，以大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如绢帛、瓷器、茶叶等换取辽金的畜牧产品，利润丰厚，那一点点岁币早就赚回来了。
当然，我不是赞美宋代软弱的外交，但这毕竟是宋代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如果宋代统治者能够善加利用，一方面富国，另一方面强兵，提高综合国力才是王道。
2. 茶叶在宋代进入规范时期,出现了
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茶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茶文化的形成。 后世誉为“茶圣”的陆羽（733-804）是唐代人，之前中国已有千年饮茶史，《茶经》作为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问世，是茶文化发展史的划时代事件。 中国茶文化分为6个时期：三国前的启蒙，南北朝的萌芽，唐代的形成期，宋代的兴盛期，明清的普及期，现代的发展。
3. 概括宋代茶叶产销的特点
榷茶和茶马互市，是我国宋代乃至明清茶政的两项主要内容。所谓“茶政”，无非也就是国家对茶叶生产、贸易、税收等所颁布和制订的一些规定、制度、法令和政策等内容的总称。
换句话说，茶政也即政府对茶叶生产、运销的一种干预，是茶业一定发展的一种标志。如前所说，我国最初的茶政，建之于唐。
据考证，我国也即唐代的茶政，是从贡茶和征收茶税所开始的。
以贡茶和税茶的时间来说，贡茶比课收茶税的时间似乎还要早些。所以，如袁高和李郢等关于茶山贡茶诗中吟及的“阴岭芽未吐，使者牒已频”；“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帖催”等诗句所示，这些贡茶的诏谕和碑文，也即构成我国最早的茶叶法规和茶政内容。
关于唐代税茶的情况，上节已经介绍，自裴休十二法提出以后，我国茶叶的法制，相对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但至唐末和五代，茶叶法制又复大乱。如后唐李禀时，“于各要冲设税茶机构，自湖南至京（今洛阳）六七区纳税，以至商旅不通”。所以，入宋以后，一为国用未丰，需增加茶税收入；其次也为革除唐朝以来茶叶自由经营收取税制的种种积弊，故从北宗初年起，就逐步推出了茶叶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和边茶的茶马互市这样两项基本国策。
或许有人会说，榷茶和茶马互市，不是在唐代就有了吗？是的，唐文宗时，王涯为司空，兼任榷茶使，大和九年十月颁令榷茶，但十一月王涯被杀，榷茶刚刚开始就夭折了。所以，榷茶和茶马互市，虽提出和见之于唐，但实际成制于宋。
１．榷茶的实施。榷茶是一种茶叶专卖制度，实质上也是一种茶叶税制。实行榷茶，一般寓税于中，不再设税。其实不是不税，本身首先把税利就考虑计算在内了。但是，国家或官府对榷茶之利，还不限于茶税，他们在垄断茶叶生产和贸易的过程中，通过低价向农民收购，高价向商人售出的手法，一买一卖，转手之间，除税额以外，还取得了惊人的差额；这也是其与茶税又同又不同之处。
宋代榷茶制度，前后有不少变化。但是，大体来说，宋朝榷茶的规定是，园户（山区种茶的农民）生产茶叶，先向附近的山场兑取“本钱”，采制以后，以成茶折交“本钱”；多下来的茶叶，不准卖给别人，要悉数出售给山场。至于茶商买茶，也一改过去向产区农民直接收购的习惯，而是先向榷货务交付金帛，然后凭券到榷货务货栈和指定的山场兑取茶叶再运销各地。
宋代榷茶，始于乾德二年（９６４），是年诏在京、建、汉（汉阳）、蕲口（今湖北蕲春）各置榷货务开始榷茶。第二年，又以苏晓为淮南转运使，“榷舒、庐、蕲、黄、寿五州茶货，置十四（一作四十四）场，一萌一蘖，尽搜其利”。
这是宋代开始榷茶的情况，其榷货务和山场不断变更，直至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才相对稳定为六务十三场。其六务为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真州（江苏仪征）、海州（江苏连云港）、汉阳、无为和蕲口。十三场是蕲州的王祺、石桥、洗马、黄梅，黄州的麻城，庐州的王同，舒州的太湖、罗源，寿州的霍山、麻埠、开顺口和光州的商城、子安等。
宋朝是一个长期在辽、金和西夏侵扰、威胁下被侮苟安的朝代。所以，作为其敛财来源之一的榷茶制度，也常随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动。
如最初的榷茶，只限江淮和东南一带，川峡、广南，听民自买自卖，禁其出境。但是，至嘉祐四年（１０５９），废榷茶改行通商法（徽宗崇宁后又复榷东南茶叶）。至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天下茶法既通，而两川独行禁榷”；也即全国其他地方可随便买卖，原来不榷茶的川峡一带，反倒增设提举司，“榷川茶以换取边马”实行起榷茶来了。
再如商人向榷货务购茶，先前只须交付金帛，雍熙后，由于兵战需要，就改令商人输粟京师，或纳粮于边塞，然后再按值付券，准予兑卖荆湘、江淮茶叶；这也即北宋时一度所推行过的贴射，三说和四说诸法。
总的来看，宋代榷制，在徽宗以前，变化较多且乱，崇宁四年（１１０５）推行引制以后，开始比较稳定下来。引法分长引和短引两种。长引在商人交纳银钱边粮以后，由榷货务发引自买于园户，然后返销引面注明的远方州军。短引只限于产地和邻近州县出售。
崇宁以后，南宋、元、明和清代，虽然有时也短期实行过税茶或其他榷制，但基本上都仿效和沿用北宋这种引制，直至咸丰（１８５５—１８６６）以后，清廷被迫允许外商在我国腹地开厂设栈，引法渐废，榷茶才最后为厘金和其他捐税所替代。
２．茶马互市的成制。茶马互市，是我国唐宋至明代时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的一种以茶易马的贸易制度。我国内地有茶缺马，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又多马和无茶，故我国历史上的边茶贸易，长期就多采用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的交换形式。
从文献资料来看，早在唐代，就有“回纥驱马市茶”的记载。但是，不说唐代，即便五代和宋朝初年，这种茶马交易，也未成为定制。因为至宋朝初年，与边疆少数民族博马，主要还是用铜钱。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盐铁使王明才上书：“戎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这样乃设“买马司”，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药主要是茶来换马。这可能也是我国由国家最早制定的茶马互市的政策。在设买马司的同时，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良马。神宗熙宁七年，在四川也推行榷茶，于川（成都）、秦（甘肃天水）分别设立茶司和马司，专掌以茶易马之务。
南宋时，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形容说：“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就是描写熙宁建立茶、马司以后的情况。至“绍兴初，陕西失守，……乃奏合四司为一司”；即朱高宗赵构，诏并川秦茶马四司为都大提举茶马司。
所谓都大提举茶马司，《宋史·职官志》称：“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此机构设立以后，南宋茶马互市的机构，就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这八个地方。川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所换马匹，大都用来作役用。秦场全部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互市，所博马匹高大健捷，主要用之以为战马；这也是当时茶马互市的重点所在。
元朝不缺马，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明代初年，恢复茶马互市，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由上述榷茶和茶马互市，我们从茶政的建设上，同样也能看到宋代在我国茶业史上所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4. 茶叶贸易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影响
一、宋朝与吐蕃茶叶贸易频繁，茶业军事作用加强
二、茶叶种植规模扩大，全社会形成一种爱茶之风
5. 分析宋政府茶叶专卖的主要原因和特点
经过加工的茶树嫩叶，可作饮料。
唐 李贺 《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诗：“土甑封茶叶，山盃锁竹根。” 宋 范成大 《桂海花木志》：“茶叶似栀子，可煮为饮。”《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回：“看见一个旗人进来泡茶，却是自己带的茶叶。”
6. 宋代茶叶经济兴盛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
（1）先秦：商民善于经商，后世将经商的人称为“商人”；商朝以贝作为货币；商朝都城已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之称。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各地土特产品互相交流，在中原市场上可买到南方的象牙、北方的马、东方的鱼盐和西方的皮革；许多城市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如齐国临淄、赵国邯郸、楚国郢等；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大商人，如春秋后期的范蠡（“陶朱公”）和战国后期的吕不韦。
（2）南北朝：南北朝时，不少城市遭到战争破坏，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北魏以后，北方商品经济有所恢复；与之相比，南方商品经济相对比较活跃。北魏时，洛阳城内市场很多且有周长近八里的大市；一些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或远走异域。建康（南京）城内建有四市，市内唐铺林立；秦淮河两岸商旅云集，交易兴盛。草市（农村集市）开始出现，含义有二：一是贩饲马料之市；二是草草构成之市。
（3）隋唐：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尤其是茶叶的市场广泛，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隋唐商业的四个特点如下：一是交通发达（交通要道上有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备有供客商骑用的“驿驴”；以运河、长江为主的水运也很方便；从长安、登州、扬州、广州等地出发的对外交通也很发达）；二是货币统一（由五铢钱到开远通宝）；三是市场发达（场所固定——市；官员管理——物价和税收等；邸店柜坊——邸店兼营旅店、货栈和交易场，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店铺限定——营业面积；时间限定——市的买卖时间；夜市草市——繁华大城市里有夜市，偏远的农村有定期举行的草市）；四是商人众多（大商人、中等商人、小商小贩、胡商、外商）。
（4）宋元：北宋时期的商业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其表现在：①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②政府允许工商业者“以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③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④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⑤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中有“市易法”，由政府设立市易务，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5）明朝：清代前期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国内商业繁荣（市场大——国内市场扩大、品种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品种达到两百余种、贩运快——区域间长途贩运发展较快、城市多——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商贸城市，全国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城市、向农村——商品经济向农村延伸，江浙地区以工商业著称的市镇蓬勃兴起）；对外贸易艰难（实行闭关政策，限制对外交往）。
二、中国古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影响：
（1）传统的政治性城市逐渐向商业化城市发展，表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
（2）农村人口不断走向城市，城市人口增多，城市规模扩大。
（3）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刺激了农业、手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对自然经济起了破坏作用，同时也是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挑战。
（4）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明朝中后期，江南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5）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生活和观念逐渐发生变化。
7. 宋朝茶叶专卖的原因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农业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万七千五百余顷。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例如新式水车龙骨翻车和筒车。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1]。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苏州）为代表，有“苏湖熟，天下足”（指苏州和湖州）或“苏常熟，天下足”（指苏州和常州）之称。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2]，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塘术的专著：王灼著《糖霜谱》[3]。
手工业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县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第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
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会子危机
会子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到干道四年仅七年的时间，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尽管会子的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佑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脱缰野马，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这无异于宣布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嘉定五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淳佑七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景定五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结果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
海外贸易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4]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现在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5]。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6]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佑（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 1064年—1067年）63万贯， 到了南宋绍兴（ 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重要作用。
南宋时期，宋朝在与金和大理的交界处设立榷场来互通有无。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而当时的朝鲜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
8. 宋代茶文化发展的原因
唐代时期是我国茶文化的形成时期
一、“茶”文化的形成时期——唐代
隋唐时，茶叶多加工成饼茶。饮用时，加调味品烹煮汤饮。随着茶事的兴旺和贡茶的出现，加速了茶叶栽培和加工技术的发展，涌现出了许多名茶，品饮之法也有较大改进。为改善茶叶苦涩味，开始加入薄荷、盐、红枣调味。此外，开始使用专门的烹茶器具， 饮茶的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由之前的粗放式转为细煎慢品式。
唐代的饮茶习俗蔚然成风，对茶和水的选择、烹煮方式以及饮茶环境越来越讲究。皇宫、寺院以及文人雅士之间盛行茶宴，茶宴的气氛庄重，环境雅致，礼节严格，且必用贡茶或高级茶叶，取水于名泉、清泉，选用名贵茶具。盛唐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等等均有关联。
公元780年左右，陆羽著成《茶经》，阐述了茶学、茶艺、茶道思想。这一时期由于茶人辈出，使饮茶之道对水、茶、茶具、煎茶的追求达到一个极尽高雅、奢华的地步，以至于到了唐朝后期和宋代，茶文化中出现了一股奢靡之风。
二、‘茶’文化的兴盛时期——宋代
到了宋代，茶文化继续发展深化，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品位。宋太祖赵匡胤本身就喜爱饮茶，在宫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至于下层社会，平民百姓搬家时邻居要“献茶”;有客人来，要敬“元宝茶”，订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
在学术领域，由于茶业的南移，贡茶以建安北苑为最，茶学研究者倾向于研究建茶。在宋代茶叶著作中，著名的有叶清臣的《述煮茶小品》、蔡襄的《茶录》、朱子安的《东溪试茶录》、沈括的《本朝茶法》、赵佶的《大观茶论》等。
宋代是历史上茶饮活动最活跃的时代，由于南北饮茶文化的融合，开始出现茶馆文化，茶馆在南宋时称为茶肆，当时临安城的茶饮买卖昼夜不绝。此外，宋代的茶饮活动从贡茶开始，又衍生出“绣茶”“斗茶”“分茶”等娱乐方式。
三、“茶”文化的持续发展时期——元明清时代
宋人让茶事成为一项兴旺的事业，但也让茶艺走向了繁复、琐碎、奢侈，失却了茶文化原本的朴实与清谈，过于精细的茶艺淹没了唐代茶文化的精神。自元代以后，茶文化进入了曲折发展期。直到明代中叶，汉人有感于前代民族兴亡，加之开国之艰难，在茶文化呈现出简约化和人与自然的契合，以茶显露自己的苦节。
此时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品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摄泡祛”，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等。茶叶种类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晚明到清初，精细的茶文化再次出现，制茶、烹饮虽未回到宋人的紧琐，但茶风趋向纤弱。
明清之际，茶馆发展极为迅速，有的全镇居民只有数干家，而茶馆可以达到百余家之多。店堂布留古朴雅致，喝茶 的除了文人雅士之外，还有商人、手工业者等，茶馆中营点心和饮食，还增设说书、演唱节目，等于是民间的娱乐场所。
四、“茶”文化的再现辉煌时期——当代
虽然中华茶文化古已有之，但是它们在当代的复兴，被研究却是始于二十世纪80年代。台湾是现代茶艺、茶道的最早复兴之地。内地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产量发展很快。物质基础的丰富为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二十世纪90年代起，一批茶文化研究者创作一批专业著作，对当代茶文化的建立做出了积极贡献，如:黄志根的《中国茶文化》、陈文华的《长江流域茶文化》、姚国坤的《茶文化概论》、余悦主编的《问俗》，对茶文化学科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这些成果，为茶文化学科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文化组织、茶文化活动越来越多，有些著名茶叶产区所组织的茶艺活动逐渐形成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更加促进了茶文化在社会的普及与流行。
9. 指出当时中国茶叶销售概况
宋元时期 ①原因：两宋时期商业环境相对宽松；元朝交通发达，国家空前统一。
②表现：两宋时期商品种类迅速增加，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商税收入成为政府重要财源；元朝商业繁荣，大都成为国际性商业大都会。
明清时期 ①原因：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城镇商业呈现繁荣景象。
②表现：棉花、茶叶、甘蔗、染料等农副产品大量进入市场，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较快，货币作用越来越大，出现以徽商和晋商为代表的“商帮”。
10. 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
一、宋朝与吐蕃茶叶贸易频繁，茶业军事作用加强
二、茶叶种植规模扩大，全社会形成一种爱茶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