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厂牛家是清朝时期的一大豪族，他们与当时的山西亢家、沈阳郎家、河北刘家齐名，被称为“中国北方四大家”。牛家在清朝末年走向了巅峰，而时任家主的第四代传人牛子厚，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牛人”。
（牛子厚旧照）
那么，牛子厚到底有多牛？在清朝初年，牛家还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家族。甚至因为家庭生活困难，牛家人不得不四散逃荒。为了日后方便相认，牛家人砸碎了家里仅有的一口铁锅，家中几兄弟各拿一块，以此作为日后相逢的凭证。
等来到吉林后，牛子厚的祖辈牛金玉先是种地、开垦菜园，后来又进入东部山区挖人参、淘砂金。为了谋生，牛金玉经历了无数磨难，生活过得十分艰苦。但皇天不负有心人，据民间的说法，牛金玉在山区挖到了一块“狗头金”，约有一斤多重。将这块金子变卖之后，牛金玉终于有了创业的资本。
乾隆年间，牛金玉办起了一个兼营油盐烟麻的大车店。当时松花江上舟船络绎不绝，牛家店铺的生意兴隆，事业也开始慢慢做大。嘉庆二年，牛金玉正式将店铺定名为“源升庆”，牛家由此开始建立起他们的商业帝国。
牛金玉死后，牛家产业在牛升云和牛化麟的经营下，规模越做越大。在1881年牛化麟病逝后，牛家在吉林已经有了二十多家“升”字号产业，而这一偌大的家业却被传到了仅有15岁的牛子厚身上。
牛子厚在上位之后，并不插手“源升庆”总店和各个分店的经营管理。他以自己独到精明的眼光，大力开拓了绫罗绸缎、金银玉器、粮米、木匠铺、点心铺、金融钱庄等众多行业。
牛子厚的生意策略非常具有超前意识，他投钱给各个店铺，却只是作为财东身份，基本不插手管理。相应地，他举贤用能，让专门人才各司其职。
（被赈济的灾民，图取其意）
这一措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到了后来，牛家的产业几乎涵盖了居民和官绅的所有生活需求。到1907年，在吉林商会20位会董的选举中，有6位都来自牛家的商铺中。甚至按照当时吉林20万人口来算，几乎平均每20个家庭中，至少就有一人在牛家“升”字号企业中上班。
不仅如此，除了在吉林独霸一方外，牛家的“升”字企业还遍布全东北地区，当时的各种商号共计达到300多家。“升”字企业俨然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超级大企业，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牛子厚的商业手段。
除了商业才华突出之后，牛子厚“乐善好施大善人”的形象，也是他声名远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其父牛化麟时代开始，牛家就常常接济当地的贫民。牛子厚继承家业后，直接在吉林开设了“粥棚”，无偿地向穷苦人施予粥饭。后来他又创办了“三皇会”，专门作为当地盲人的聚会场所。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众多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牛子厚派人在北京城外设立了一个粥场，无偿地向百姓们提供粥饭，“牛善人”的名号自此响彻北方地区。光绪帝和徐世昌，都曾先后向他颁发过“乐善好施”的牌匾。
牛子厚平日里有众多的业余爱好，摄影、园艺、算卦，他均有所涉猎。但他最大的爱好，还得数戏曲。
（光绪旧照）
牛子厚的母亲特别喜欢看戏，但吉林身处边陲之地，通常没有大的戏班来演出。为了帮助母亲看戏，牛子厚在1901年通过京剧艺人叶春善，请到了北京“四喜班”来吉林演出。在接触过程中，牛子厚对诚恳的叶春善十分欣赏。他请求叶春善开办一个京剧科班，由牛家出资支持，未来可以在吉林和北京两地来回演出。
叶春善思考良久不敢答应，唯恐辜负了牛子厚。不过在牛子厚的多次请求下，叶春善最终还在1904年招收了第一批弟子。
牛子厚有三个儿子，分别叫牛喜贵、牛连贵、牛成贵。他在儿子名字中各取一字，正式将这个科班取名为“喜连成科班”，后又改名为“富连成科班”。
为了让学生学到更好的技艺，牛子厚又聘请了萧长华、苏雨卿、唐宗成等京剧名师分科执教，科班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1904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里，这个科班共培养了700多名京剧演员。像后来誉满全国的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人，都是这个科班的成员。
牛子厚一生在多个领域取得成功，说他不牛，那谁牛呢？。
（参考资料：《牛子厚传奇》）
1943年春天有一场丧事，惊动了北平和距北平千里之遥的吉林。
逝者牛子厚虽为一介布衣，吉林人，客居京城，享年77岁。
吊唁仪式隆重而盛大，尤为引入关注的，是京城梨园界名流云集，灵前的拜祭虔敬而肃穆。
归葬吉林时，从京城护灵而来的，有喜连成科班教师王连平、段富环，以及京剧名角叶盛章、叶盛兰。
吉林火车站月台上，迎灵的人跪了一地，亲朋好友自不必说，令人惊诧的却是一群穷苦百姓和衣衫褴褛的乞丐，叩拜之后，他们抢上前去，抬起了灵柩。
逝者就是清末民初吉林首富牛子厚。
牛子厚的家族是“中国北方四大家”之一，与当时富甲一方的山西亢家、沈阳郎家、河北刘家齐名。
他的祖籍在山西太原，康熙年间，牛家后逃荒到东北，在吉林城经营生意。嘉庆年间，牛家已经成为吉林商界的大家。
1881年，牛子厚接手牛家产业，此后，牛家商业不断发展，牛子厚成为知名巨商。
他出生在被明清两朝称为“船厂”的吉林市，他的家被称为“船厂牛家”。
1796年，大清乾隆皇帝以不越先祖在位时限为孝道，让位给自己的第十五个儿子。从此，嘉庆开朝，直至道光年间，中国东北的“吉林乌拉”作为皇帝心中的重要城塞，已经从康熙到乾隆经营了上百年。
清朝末年，还不到50岁的牛家掌门人牛化麟病故。其子牛秉坤执掌“升”字号家业，而这时候的牛秉坤只有15岁，小小少年成了牛家的“大东家”，这个牛秉坤就是牛子厚。
公元1866年，在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缔造者孙中山出生的同一年，牛子厚在中国东北的吉林市呱呱坠地。
字子厚开启了牛家风云跌宕的第四代出生于东北的牛子厚，接受的是祖上创业之艰、守业之要的训诫。从牛金玉开始的牛家三代人，在大东北的土地上淋风沐雨，到了牛子厚，已经很难看出山西人的模样，而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了。
那么这个牛子厚，究竟有多牛呢？咱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牛子厚的传奇故事。
其一、牛子厚居然是著名京剧科班“喜连成”的创始人，培养了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一大批京剧大师和表演艺术家，他曾经花2万余两白银，从苏州购置两套戏箱。被称为“船厂牛家”，堂号开始时叫“五云堂”，是根据宋人诗：“五色云车架六龙”起的，到牛子厚时改叫牛百顺堂。名列“中国北方四大家”之一的牛子厚，居然是京剧迷。
曾几何时，这位尊贵的少东家还整天沉浸于吹拉弹唱自娱自乐，客串鼓乐班的吹鼓手跑跑红白场子。
与此同时，这个牛宅大院的少爷，还时常混迹于三教九流之中，自在自得，票戏、算卦、睡花子房，多么自由而自在的日子呀！
他喜欢京剧和音乐，所以就自己出钱办戏班。
有时自己还在戏班中拉胡弦、打小锣，戏班为什么叫喜联成呢？喜是他长子的名子，联是次子的名字，成是三子的名字。
在创建戏班的时候，他的商号就已经十分兴隆了。但是因为他喜爱京剧事业，又看到后生中没有杰出的人才，这时恰好又遇到叶先生叶先生不斜视，话不多言，牛子厚更觉得叶春善是个靠得住之人，便向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他想在北京组织一个戏班，这样他到北京去就有戏可看。
而这时叶春善也有自己的想法，而这想法也是很多同门师兄弟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办个戏班，收些儿童，特别是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儿，学点戏，将来可以立业养家，用他们的话说，是替祖师爷传道。
于是，叶春善也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牛子厚，两人可谓一拍即合。
不久，牛子厚正式委托叶春善着手成立科班，并表示一旦科班建成，社内事务均由叶春善一个人掌管。
他俩谈话投机，又是亲戚，于是便共同开创京剧事业。这样，他让长子经营商号，自己则经常来往于北京、吉林之间。
他曾经聘请了萧长华、苏雨卿、宋起山、唐宗成等京剧名师分科执教。后来，由于“喜连成”科班办得有成效，牛子厚又为该班派专人管理财务，增添了服装道具，又增聘了13位京剧名家做教师。
牛子厚从北京接来原“四喜班”、“小荣椿社”，以及部分梆子演员来吉林“康乐”茶园演出，与该班演员兼后台管事叶春善等筹划创办京剧科班。
牛子厚做东，叶春善为管事，1900年，牛子厚随“四喜班”回京。第二年，由叶春善从孤儿院选出六名徒弟。牛子厚出银二百八十两，在魏染胡同32号的牛宅，办起京剧科班喜连升。
这年年末，又招收十几名学生，正式聘请宋起山、苏雨卿，唐宗成等任救。牛子厚又出银千两，租一座宅院及宣武门外，前铁场房屋20间，增收学生30名，聘请萧长华任教。
1908年，光绪、慈禧两起国丧期间，北京不能演戏，科班的学生到吉林康乐茶园演出，牛子厚除承担师生百余人的食用医药等费用外，还花两万余两白银从苏州购置两套戏箱。
梅兰芳就是在吉林演出了两年以后，十七岁时，路过天津唱红的。
北京”万荣祥”银号的东家、京剧票友沈玉昆多次托人向牛子厚说情，牛子厚同意其入股。
1916年，喜连成更名“富连成”，后来，北京因军阀混战，张勋复辟，市井萧条、戏班衰落 牛子厚认为国家不能久乱，科班仍有前途。
其实，牛子厚最大的成就是创办了“喜连成”京剧科班，培养了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一大批京剧大师和表演艺术家，为中国京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说这个京剧科班，师资雄厚，科目齐全，历时40载，培养出了“喜、连、富、盛、世、元、韵、庆”八科，近800名学生，桃李遍及全国。
其二、牛子厚曾经获得“乐善好施”匾额。此匾额由太后懿旨，皇帝御书，无疑是最高的赞誉，几代人传承了一百多年的家风，凝聚于这块牌匾的四个字据说，牛家又“夏舍单，一到秋冬舍稀饭”的祖训。
那设置在牛宅大门前的粥棚，接济了无数的穷苦百姓。时至今日，仍然有吉林人讲述其祖上曾喝过牛家粥棚的粥。
牛子厚地父亲牛化麟，为牛家的商业帝国打下了良好的根基，正当牛家事业蒸蒸日上之际，却猝然离世，将年仅十六岁的牛子厚推上了牛家掌门人的位置。
其父牛化麟，老实厚道，待人处事，不善言谈，愿做好事。捐巨资资助公益事业。
对于贫民，往往“夏施单舍衣,冬设场赈粥”,让贫民愁眉而来,欢声而去。
事实上，牛子厚的慈善事业，可以说更是有过之而不及。
他在吉林市开设“粥棚”，无偿向穷苦人施舍稀粥；捐款修建了“凌云寺”；创办了盲人聚会之所；对无亲无故的贫寒人，慷慨相助。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为了解救嗷嗷待哺的市民，他曾在前门外设一粥场，施舍粥饭。
因为他施舍行善，市民多有赞誉，“牛善人”之称远近闻名。
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分别向牛家颁发“乐善好施”的匾额。
其三、牛子厚就这么牛，他事实上已经摆脱繁琐的经营管理活动，可以有时间思考比较长远的战略问题。传说，清朝廷一次就向牛家借款70万两白银。吉林市平均每20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人，在牛子厚的“升”字号企业就业牛子厚11岁出家，13岁还俗。到牛子厚接手家业时，牛家的经济正处于鼎盛时期。由于所属各企业层层均有得力的经理和管理人员，牛家人只作财东，并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所以牛家的“升”字号企业仍在扩充和发展。
牛家的经营范围，除油盐烟麻等杂货外，还有高级百货，如绫罗绸缎，各种布匹，狐貉貂裘，山珍海味等。
与此同时，也有金银买卖及器皿，首饰的打制加工，中药材，瓷器，陶器，砖瓦，粮米，木匠铺，点心铺，鞭炮铺等。
最后发展到金融业，开当铺、钱庄。
此外，牛家居然还开养猪场、养鸡场，还自家设场打鱼。
可见，牛家的经营范围，凡居民生活所需、官绅享乐所用的物品，几乎无所不涉。
除在吉林城开设众多企业外，还在吉林附近的集镇如乌拉街、桦皮厂、岔路口、大绥河等地开有油坊、烧锅等。
在哈尔滨、长春、四平、沈阳、大连、营口、锦州、秦皇岛、山海关、唐山、天津、太原、济南等都有牛家的生意，还把分支机构开到北京等地。
以长春为例，据资料记载：牛子厚在长春城内开设的“公升合”钱庄，资本额官帖300万吊；“顺升合”钱庄，资本额官帖240万吊。
在哈尔滨开有“振升恒”、“义升公”、“东升久”钱庄。
清末民初，吉林市平均每20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人，在牛子厚的“升”字号企业就业过去，吉林商务总会选举会长，以及会董共20位，其中，在牛家的“升”字号企业中就有赵熙曦等6人当选为会董，占会董总席位的三分之一。
这时，牛子厚的大儿子牛翰章，已从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留学归来，官场活动多由他儿子出面。在吉林商务总会选举中，他当选为副会长。
由此，可反映牛家“升”字号企业，在吉林商界实力是非常雄厚的。
牛家企业在增多，经营在扩展，牛家雇佣的“伙计”也在增多，究竟有多少人现未查到统计资料。
但当时常说，“源升庆”大掌柜孙毓堂真有本事，能管2 000多人！按当时的吉林市有20万人口计算，平均每20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人在“升”字号企业就业。
这应该是较保守的估算。到牛子厚时，牛家因经商富足已历三世。牛家资本雄厚，“升”字号企业有多年的经商经验，也积累了商业信誉，有一套比较完备的专业队伍。
总之，牛家的商业规模、经营范围、富裕程度都是罕见的。当时社会传说，牛家人去北京，不用喝别人家的水，因各处都有牛家的“买卖”。还传说，清朝廷一次就向牛家借款70万两白银。
经营商业是牛子厚的主业。他是众多“升”字号企业的财东、老板，但直接的经营活动和具体的管理都不需要他参与，对牛家所有商业的具体负责，则是“源升庆”大掌柜。
“源升庆”的第三任掌柜的是孙毓堂，他居然执掌柜事30余年，握有牛家全部买卖的实权。
每年年终全国各地的分号的掌柜，都得到吉林“源升庆”来报帐。每3年为一帐期，届时，各地掌柜携带账目来吉林分别向各自的总号报帐，然后再汇总到“源升庆”总号。
这些活动一般都由大掌柜的孙毓堂来主持。
像“恒升庆”、“宝升堂”、“庆升厚”那样的大买卖，虽然有他们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但他们的大掌柜的，也要受孙毓堂的领导。
牛子厚作为财东，经营商业所作的主要工作是：搜集行情，掌握和决定“升”字号企业的建立与撤闭，决定各企业经理的委派，以及他们“身股”是否增加。
牛子厚就这么牛，他事实上已经摆脱繁琐的经营管理活动，可以有时间思考比较长远的战略问题。
其四、牛子厚有喜欢机械，摆弄枪械的爱好，所以就投了资，还当了一段时间的“提调”，时间不长，就把股份送人在牛子厚的经商历程中，他曾经投资修械司。
经清朝“钦差”吴大，创办的吉林机器局，曾经被入侵的帝俄军队毁坏，后来又改为军械专局，附设修械司，修理枪炮，生产子弹，为此还招募商股。
因牛子厚有喜欢机械，摆弄枪械的爱好，所以就投了资，还当了一段时间的“提调”，时间不长，就把股份送人了。
后来，投资金融，开办钱庄，就成为富商巨贾们几乎一致的投资选择，牛家也不例外。
比如吉林市的“源升庆钱柜”、在北京的“源升庆灶房”、长春的“公升合”、“顺升合”钱庄都是以经营银钱为主业。
后来，牛子厚逐渐将经营大权移交给他的大儿子牛翰章，他自己“退居二线”。
面对企业经营日趋困难，牛翰章和“源升庆”大掌柜孙毓堂更热衷于商业投机，铤而走险，以求捞一把，扭转被动局面。
但每每事与愿违，赔了钱就只好关闭几个企业，卖掉几家商号来兑现。开始，家大业大，未引起重视，久而久之，积重难返，走向没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牛子厚的三个儿子分家，家人各散东西。
综上所述，牛子厚只作财东，并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因此他可以思考经营的战略问题，也有时间搞慈善、创科班、甚至于搞过军火生产，在清末民初，他确实是很牛的大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