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了细化清单和路径设计后，还得三地踏石留痕的执行力，并重视改革驱动的作用，用改革为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势能动能。 有了规划纲要，意味着京津冀地区政策互动、资源共享、市场开放会被纳入到体系化、全局性设计中。这有利于在统一规划产业布局、生态结构，建立一体化市场，将首都“健体”做减法和区域联动算加法结合。京津冀区域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北京有“大城市病”，津冀则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而协同发展、协调迈进，则是化解的不二良方。至于怎么协调，有了极具针对性的细化清单和路径设计后，还得三地的主动作为、踏石留痕的执行力，并重视改革驱动的作用。 这种改革，是囊括多方面的，它旨在形成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多向反哺。可以预期，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政策松绑及由此带来的巨量资金流均不成问题。前不久，北京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天津自贸区已经挂牌，河北优势产能也正在“走出去”。而据财政部此前估算，三地协同发展仅在未来6年内，就可能撬动42万亿元的投资。京津冀成为资本青睐的热土，已成定局。 但京津冀协同发展应放眼长远，不能只是成为资本的盛宴，还得重视改革创新的内生动力。它要在“新常态”语境下形成新增长极，就得在行政规划先导的环节，以改革提升并改善政府治理，通过建设法治、责任、阳光政府来避免走弯路。 一方面，三地应在协同发展框架下谋划各自发展，完善落实京津冀协议责任机制，清理和废除妨碍区域统一市场形成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切实做到平等互补、相辅相成。另一方面，在政府职能转变上，三地都摒弃高成本与低效率的治理模式。以环境为例，作为全国空气污染最重的区域之一，京津冀三地均面临着严峻的治理形势，所以区域联动治污当在制度、布局、技术等层面更好地破题。协同发展，还应秉持“民众福祉改善”的导向。要保障京津冀全体公民能共享区域经济发展成果，在地区、城乡和不同人群之间实现均等化，其中实现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的目标尤为迫切。比如，消除人才在区域内的流动障碍，探索共享优质公用服务资源的新路径等等。 《纲要》落地，大幕开启。协同发展需要在改革助力下，形成更强大的势能与动能，唯有深化改革的铺路，才能消除落实中的诸多难题，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 2015年7月，在11日闭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表决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的意见》。其中，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些重磅信息首次向社会披露：北京将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在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控”与“疏”双管齐下，严控新增人口，2020年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中心城区力争疏解15%人口。这将北京从单中心模式变为多中心模式，解决人口拥挤、交通拥堵、公共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的困扰，是政府和社会达成的共识。但作为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变化敏感而复杂。此次会议透露的信息意味着，北京真正在功能疏解方面实现历史性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