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都有杰出成就的天才作家。他以豁达的襟怀、渊博的学识，挥动如椽扛鼎笔，涌出惊天动地文。放笔快意，一泻千里，苏轼的词更为后人称道。他的笔触及婉约、豪放、清旷词等各领域，对前人继承的同时，更多的是创新，一改宋初文坛上浮靡绮丽的文风。
在西方，“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文，本意为“雕刻刀”，后引申出比喻意。在文学活动中，则通常指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创作个性。我国有“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之说，概括地指明作品的风格是作者性格“本相”的自然流露，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其人的创作个性和风度。反之其创作个性和风度也影响文风的形成。首先对风格一词作一个界定，对讨论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有所裨益。东坡无疑是词坛的大手笔，他将词的内容，由先前狭隘的儿女艳科，扩展到咏史、说理、怀古、谈玄、感时伤事，旁及山水田园，真正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词的题材既然牢牢配合了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么在风格上也是多样的。他既能豪放高旷，又能清丽韶秀。所以针对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问题，不能一言而蔽之，否则会犯以偏概全之误。而应对词中不同类型与传统词进行观照来寻找对传统的创新。当然哪种词风领导主流，要看这一类型词在词人创作中的数量、地位、价值等。所以本文试从农村词、咏物词两种题材和婉约、豪放两种词风角度来阐述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问题，同时兼及出现突破的缘由。这样更能凸现苏轼词风的整合化与多样化。
苏轼把词的题材领域扩大到农村，写农民的生活和劳动，在作者之前还很少出现过。农村词是苏轼的一大开拓，它的出现，为宋词的社会内容开辟了新天地。词在产生之初有不少隐逸之作，如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但所写的田园风光充满士大夫情趣，缺乏浓厚的生活气息。苏轼为官徐州，作《浣溪沙》五首。这组词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农村风貌，文笔清丽，宛若一幅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风俗画。苏轼农村词中展现了农村风光，描绘了农村各色人等，如野老、田夫、村童，重要的是苏轼词中出现了农村妇女的形象，这在古典诗词特别是农村词中是一种创新。苏轼《浣溪沙》词曰：“麻叶层层檾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此处“络丝娘”既指虫，也双关缫丝的妇女，从侧面反映了初夏农村的生活及情趣。“层层”言作物茂盛，“光”言叶片滋润有光泽。词从视觉、嗅觉、听觉勾出一幅蚕熟季节的农村风俗人情画。又如《浣溪沙》(其四)先摄取了夏季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绘成一幅恬淡和谐的图画。后写羁旅生活中的一件小事：酒困寻水，全词有景有人，由形有声有色，乡土气息浓郁。语言浅白易懂，脱口而出，风趣天成。
东坡在文学的许多方面都有开创，这种革新的精神，同样体现在他对咏物词的创作上。除去一般性的继承传统外，比如词采用赋的手法。如柳永的《观海潮·东南形胜》全词铺陈夸张，融山水盛况与都市豪华于一体。但这样的佳作毕竟少数。这种手法在前人那里更多易于流弊。究其原因在于它们忽视了赋与词两种文体的差别，只是一味的描摹外物，而没有渗透进自己的感情。采用赋的手法容易造成词在有限的空间中大量铺陈物象，排比词藻、堆砌名物，通过增加知觉空间密集度的办法来凸显空间。尽管这样有其心理学的依据：那就是一个内部充满密集的点的实心圆，比一个空白的圆在同一个白色基底上显得更为突出和引人注目。这种写法片面强调了“赋者，铺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忽略了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另一个方面，尤其是后者“体物写志”。苏轼在咏物词中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实际上，“体物”——细致的描摹物态，“写志”——寄托内心的情态。由物及心，心物交通是咏物篇的最高境界。在初期的咏物词中，“体物”和“写志”均未达到上乘。然而在婉约词中，不少咏叹佳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视为特殊的咏物之作。“体物”描写得可谓淋漓尽致。比如张先的《浣溪沙》：“水满池塘花满枝，乱香深里语黄鹂。东风吹软弄帘帏。 日正常时春梦短，燕交飞处柳烟低，玉窗红子斗茶时。”“体物”者只是类型化的描绘物之外形，“写志”这描写的亦是类型化的志趣。又如欧阳修《玉楼春·子规》，这里所咏的子规，只是一个寓意的载体，所写的情也是类型化的闺中怨情，与欧阳修本人性情是不相涉的。其他词人如晏殊、柳永，不多的咏物词也是这种形态。直至东坡，才将“体物”与“言志”发挥到很高的水平，使咏物词有了更大的写作空间。比如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最工”。可见一代国学大师对苏轼的评价之高。在一般人所写的咏物词中，玩弄词藻，内容空洞、重复，如前所述的采用赋的手法通病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