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就是这样的人，他在统一天下做了皇帝之后，为了巩固政权，大开杀戒，几乎杀光跟他一起开疆辟土、出生入死的所有开国功臣，手段十分残忍。朱元璋这种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的行为为世人所诟病。
而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却采用“杯酒释兵权”的权利交易方式，他对开国功臣说“人生苦短，犹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累积一些金钱，买一些房产，传给后代子孙，家中多置歌妓舞伶，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没有猜疑，上下相安。”开国功臣都磕头谢恩，马上称病辞职，带着丰厚的赏赐回老家去享福去了，从此君臣相安无事。
对待功臣的问题上，为什么朱元璋不借鉴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我觉得有如下三个原因：
一、 继承人年幼，害怕功臣谋权篡位：
朱元璋担心他死后，太子没有能力节制功臣，有被功臣篡位的危险。朱元璋开始立的太子朱标，虽然聪明异常但过于仁慈，朱元璋担心他会被这些文臣武将所利用。朱元璋刚开始大开杀戒时，朱标不忍曾劝说：“陛下诛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拿来一个荆条，告诉朱标：这根荆条就好比是我们朱家的江山，而我现在就是为你拔掉这根荆条上的锐刺！后来太子朱标暴亡，又立长孙朱允炆为太子。朱允炆年龄更小，更加重了这种恐惧感，于是朱元璋几乎把开国功臣屠杀殆尽。可见，朱元璋的滥杀功臣，是在为大明王朝消除隐患，以确保他子孙后代皇位的安全。
而赵匡胤没有这方面的担心，因为他让自己的弟弟晋王赵光义做自己的接班人。赵光义年富力强，任殿前都检点，掌管中央禁军，军国大事也让赵光义参与决策。赵光义是赵匡胤一手培养起来的，各方面能力很强，能掌管军政大权，节制开国功臣。
二、 疑心甚重，容易滥杀功臣：
朱元璋出生地位的卑下，所处的环境恶劣，一生遭到了很多的精神打击，都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太多的创伤。一旦做上皇帝，过大的反差使他有一种恍然若梦的感觉。他常常怀疑这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否真实的存在，唯恐得而复失。自卑、恐惧、危机意识纠结在一起，迫使他在精神上形成了一种随时被害妄想。通常一人犯罪，按一家一族进行屠杀。
赵匡胤出身军人家庭，他心地清正，宽仁大度，虚怀若谷，好学不倦，勤政爱民，严于律己，不近声色，崇尚节俭，以身作则。赵匡胤一生厚待功臣，很少杀功臣，并立誓保全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赵匡胤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做法深得后世欣赏。
三、不能忍受功臣贪污腐败：
朱元璋自幼出身贫寒，对官员贪污腐败尤其憎恶，他对贪污腐败官员处以极其严厉的处罚。在朱元璋主政期间，大批违法贪官被处死，包括开国功臣朱亮祖，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其中甚至因为郭桓案、空印案杀死数万名官员。
朱元璋在铁腕反腐的同时，他还鼓励民间反腐，允许民告官，还鼓励百姓越级告状，甚至鼓励普通百姓把贪官直接绑赴京城治罪。由于朱元璋的吏治严厉，在明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功臣和官员腐败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当然，朱元璋杀贪官目的不光是为了反腐，更多的是政治斗争，杀掉那些可能危害皇权、破坏统治基础的人，客观上达到了加强明王朝的集权统治，巩固政权的目的。
而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无异于给贪污腐败开了一张许可证。有一些功臣乘机嚣张跋扈，巧取豪夺，干尽恶事。例如镇守关南的大将李汉超，强娶民女为妾，贷民钱不偿。当受害人上京告御状的时候，宋太祖也是极力庇护，巧言以辩，劝诫一番之后，还赏赐给李汉超三千两白银。你说这事荒唐不荒唐？
由于赵匡胤的纵容，必然会产生上行下效的效应，从而败坏纲纪，藐视律法，动摇国之根本。在“杯酒释兵权”这场政治交易中，纵容功臣贪图享乐声色犬马的现象，以贪污腐败换兵权的交易，无异于是一种慢性毒药，在不断破坏国家制度，吞噬老百姓的利益，最终导致爆发了王小波和李顺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了，但是打击了宋王朝的统治阶级，撼动了宋王朝的统治基础，可谓自毁长城。
由此可见，对待功臣问题，杯酒释兵权这个解决方法也有利有弊，并不是万能解药，还需要从法律上、制度上、思想上、社会发展上寻找解决办法。不知大家怎么看？欢迎交流，谢谢！
朱元璋没有条件“杯酒释兵权”，也看不上“杯酒释兵权”。
他曾想给功臣们更好的待遇、结局，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朱元璋最后成了杀功臣最狠的一个。
朱元璋的初心：看不上“杯酒释兵权”开国之前，朱元璋与侍臣的对话中，谈论起古代帝王。
他表示，汉高祖刘邦很不错，但“内多猜忌，诛夷功臣”，气量不行。相比之下，唐太宗李世民能善待功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这点干得比刘邦强。
看来，对于白手起家，以一介和尚打下天下的朱元璋来说，他有足够的信心将对比目标放在汉高祖、唐太宗身上，至于宋太祖赵匡胤嘛，功业稍逊！
朱元璋看不上“杯酒释兵权”，是有道理的。
所谓“杯酒释兵权”，本质是让功臣提前功成身退，作富家翁。身家富贵可保，但再不能建功立业了。
在赵匡胤之前，汉光武帝刘秀也是类似的操作方法。刘秀也是取消了功臣的实权，虽然地位尊崇，但远离权力，作一个豪强地主。
在朱元璋看来，功臣们既然都是有才能的人，为何要把他们束到一边呢？
相比之下，唐太宗手下的功臣，不仅能保全身家性命，还能继续为大唐建功立业，这才是雄心勃勃的朱元璋所想要效仿的。
而严峻的形势，又使朱元璋没得选，不可能“杯酒释兵权”。
没有条件“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能够从容“杯酒释兵权”，是因为形势允许。
赵匡胤登基时，天下还没有平定，南唐、后蜀、北汉、吴越等政权仍然割据一方。
然而，经过后周世宗的打击，这些割据势力都已只能自保，苟延残喘，并不构成实际威胁。
是战是和？何时打？一切由宋说了算。
这就给了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从容调整的时间。
所以，在平定了后周死忠势力的叛乱后，赵匡胤可以从容“杯酒释兵权”。
然而，大明初立时，形势却迥然不同。
元政府并没有被消灭，他们逃到了草原，仍然宣称自己是天下之主，并时刻进行反扑。
元顺帝一逃出大都，短短时间内就组织了数次十万规模以上的反扑。
此外，东北、西北、西南等地，依然有大片地区为北元朝廷所统治，各拥兵数十万。
大明与北元之间，没有任何“和”的余地。
而朱元璋以两宋“委曲求全”为戒，也绝不愿通过割让利益来换取和平！（有明一代都是如此）
因此，朱元璋作天子的三十年间，双方你来我往，战事不休，无岁不战。
朱元璋自然必须要依赖“老兄弟”们继续领军作战！
然而，形势的发展，使朱元璋一直没有让大将放下军权的机会。
1372年，徐达、李文忠、冯胜，各率5万精骑北伐，结果遭遇大败。
这表明：大明像当初李世民一样一举彻底扫清大漠已不现实，战事将长期绵延下去！
因此，朱元璋必须长时间让名将们领军了。
治国思想，使朱元璋被迫“修改承诺”朱元璋初为天子时，是有心要厚待功臣的。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开国功臣，一口气封了六公二十八侯。
除了赐爵赐田外，朱元璋还特意制了“铁券”，“铁券丹书，誓诸白水，河带山砺，授及苗裔”，承诺给与功臣及其子孙可以“免死”若干次（次数各有不等），永保富贵。
然而，打天下时的英雄好汉，未必是坐天下时的守法良绅。
免死铁券，成了一些功臣及其家人的护身符，他们利用特权，作威作福，目无法纪。
薛显妄杀胥吏等人，为了抢夺牲口，直接杀掉了千户吴富；郭英“擅杀男女五人”，随意屠戮平民···
朱元璋的治国思想，是以猛治国。
他认为，元政失之于宽，导致豪强酷吏鱼肉乡里，残害人民，非以猛治不可！
然而，这些功臣子弟，利用特权，成了最典型的豪强酷吏，严重影响了朱元璋的治国。
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得修改了承诺。
洪武六年，朱元璋作铁榜，对功臣进行了约束。
他明确表示：跋扈之臣，即便有功，数作过恶，累有不埈，他也“不得已而诛戮之”！
如此，朱元璋的承诺，做出了修改，“不得已而诛戮之”，为杀功臣开了一个口子。
当然，真正因为一般的违法乱纪被杀的功臣不多，功臣们，还是主要倒在了权力问题上。
统治经验缺失，挖下大坑赵匡胤参加过两次兵变。
早年，他以军官的身份，给郭威“黄袍加身”，后来，他自己“黄袍加身”。
而赵匡胤身边的赵光义、赵普等人，也早在后周作官，也参与了政变。
丰富的政变经验，使他对防范失权很早就有充分的认识。
后周直接继承了后汉的官僚结构，宋又直接继承了后周的官僚结构，因此，赵匡胤一上位，就有了相对成熟的官僚结构，赵匡胤只需进行调整即可。
所以，赵宋从立国之初，其统治就是比较成熟的。
宋太祖初以后周留下的三相为相，后又以赵普为相，但加上薛居正、吕余庆参知政事，既用其才，又防范宰相权势过大。
因此，赵匡胤时期的君相关系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引发“血案”的必要。
朱元璋就不同了。
朱元璋自己是和尚出身，造反起家，而他身边的重要人物也都和他差不多，没有统治经验。
所以，朱元璋统治初期，经验不足，出现了难以长期维持稳定的结构问题。
不久，胡惟庸成为“独相”，一人操持了相权。
当时，宰相在六部之上，六部与天子之间隔了一个胡惟庸。
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兵部，要向胡惟庸汇报，因此，胡惟庸得以利用“独相”之位，拉拢将领，培植了自己的势力。
显然，胡惟庸集团，已经成为威胁大明的心腹之患，必须除掉了。
除掉胡惟庸集团，牵连3万余人，数位公侯坐案而死。
此后，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完善了集权统治。
其实，即便不废除宰相制度，朱元璋早先防范于未然，不使胡惟庸独相，或不以喜揽权的胡惟庸为相，是不会挖出这么大一个坑，也不会牵连如此多功臣的。
还是那句话，朱元璋的集权，是在“试错”中逐步成熟起来的，而成熟的代价，就是腥风血雨地“割韭菜”！
“拔刺”天子诛杀功臣，很多时候是为后代“拔刺”。
即便是被朱元璋所推崇的，善待功臣的楷模李世民，在去世前也曾出了个杀气腾腾的题：现在外放李勣，如果李勣马上走，将高宗再重用他，如果李勣“徘徊观望”，“立杀之”！
不管“烛影斧声”，赵匡胤为其弟所弑是否为真，赵匡胤去世时才50岁，此前身体一直很好，还未来得及“拔刺”。
朱元璋就不同了，他40岁登基，当了30年皇帝，活到了70岁，有相当长的时间考虑接班问题。
朱元璋的宗法观念极强，因此，他执着地按照宗法安排传承，并将其写入《祖训》。
所以，尽管朱元璋有像燕王朱棣这样牛逼的儿子，但他仍然执着地选择嫡长子、嫡长孙继承。
嫡长子朱标，早早被立为太子，准备接班。
然而，在朱元璋看来，朱标性情仁懦，镇不住悍将。
为此，朱元璋对后事做了一个设想：以嫡长子朱标即位，以朱棣等藩王从外性将领中接过军权，“屏藩王室”。
如此，那些太子，藩王们镇不住的将领，都要被拔刺了！
洪武二十三年，32岁的晋王、30岁的燕王，分别统兵北伐，大胜！
显然，诸子已经能够承担起国防任务，对在军中影响较大的功臣宿将动手的时候到了！
一年之内，诛杀、死后追究的公侯共22人！
包括首席功臣李善长在内的一众功臣，被“拔刺”了。
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去世了！
依照宗法，朱元璋要立长孙朱允炆为接班人。
然而，这一变化，使一些原本要留给朱标用的老人也进入了“黑名单”。
旋即，发生了“蓝玉案”。
二万人被杀，包括二公、十二侯、二伯。
朱元璋初时看不起“杯酒释兵权”，以为可以既保全功臣的富贵，又发挥功臣们的才干。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明史》所载的功臣69人，明确记载，被朱元璋赐死者32人。
这个比例，远远超过了被当初被朱元璋指摘的汉高祖刘邦，成了“杀功臣”的冠军。
之所以如此，除了“以猛治国”的理念及“春秋高，多猜忌”的性格特点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一个大明一直走不出的矛盾。
大明以两宋“委曲求全”为戒，不求和，对外态度强硬，但又无法像初唐一样一举扫清大漠，因此，战事久拖不决，需要功臣宿将长期带兵，不可能“杯酒释兵权”。
然而，大将久领军，君王有军权旁落之忧，更有后世镇不住悍将之虑，势必不能不能容许长期带兵的宿将存在。
朱元璋找到的解决方法是藩王领兵，既保证国防所需，又防止军权庞落。
然而，朱元璋去世不久，靖难之役起，朱棣把侄子赶下皇位，这或许是朱元璋无论如何想不到的吧···